    （接上期）

    我刚才已经说过，读书，做学问贵自用思想。因为读书要能自用思想才不会作书本的奴隶。能自用思想，则不但可以读成文的书得益处，且进而读不成文的书，观察自然，理会人生，也可以有学术的收获。因为要知道读书的方法，不可不知道思想的方法。

    关于思想的方法，可分三方面来讨论：

    （一）逻辑的方法：逻辑与数学相依为命，逻辑方法大都采自数学方法，特别几何的方法。逻辑方法即是应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思想的概念，来理解自然与人生的事实。逻辑方法的目的在能给我们有普遍性、有必然性、有自发性的知识。换言之，逻辑方法要给我们坚实可靠、颠仆不灭、内发而非外铄的知识。必定要这种知识才够得上称为科学知识。

    逻辑方法与数学方法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只问本性，不问效用如何、目的何在、或结果好坏、满足个人欲望与否等实用问题。只问理论的由来，不问事实上的由来，譬如，有一三角形于此，数学不问此三角形有何用处，不问画此三角形之人目的何在，不问此三角形是谁画的，是什么时候画的，更不问画三角形、研究三角形有何利益、有何好的结果等。数学只求证明三角之合必等于两直角，就是三角形之所以成为三角形的本性或本质，就是一条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理。所以一个人是否用逻辑方法思想，就看他是否能扫除那偶然性的事实，摆脱实用的目的，而去探讨一物的普遍必然的本质。

    中国人平日已养成只重一物的实用、目的、效果，而不去研究一物之本性的思想习惯。这种思想上的成见或习惯如不打破，将永远不会产生科学知识。譬如：《大学》上"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大串推论，就不是基于知识本质的推论，而只是由效果推效果，由功用推功用的方法。这种说法即使是对的，但这只是效果的研究。而效果是无必然性的，所谓成败利钝的效果，总是不可逆睹的。由不可逆睹的效果，推不可逆睹的效果，其所得的知识之无必然性与普遍性，可想而知。但假如不去做效果的推论，而去做本性的探讨，就可以产生纯学术知识。譬如，对于格物的"物"的本性，加以系统的研究，可成物理学，或自然哲学；对于致知的知的本质，加以研究，可成为知识论；研究心或意的本性，可成心理学；研究身的本性，可成生理学；研究家国天下的本性，可成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由此足见要求真学问，求纯科学知识，须注重研究本性的逻辑方法，而不可采取只问效果的实用态度。

    逻辑方法的实际应用，还有一特点：可用"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两句话包括。我们思想不能不用许多概念。我们说话作文，不能不用很多名词。界说就是对于所用的这些概念，或名词下定义。那是指出一个概念或名词所包括的确切意义，规定一个概念或名词所应有的界限范围。每一个界说即是指出一个概念，或事物的本性。据界说以思想，就是我们思想中所用的概念，都是有了确定的意义，明晰的范围的。如是庶我们的思想可以条理而有系统。界说即是规定一物的本性，则据界说以思想即是去发挥那物的本性，而形成纯学理的知识。一个人对于某一项学问有无学术上的贡献，就看他对于那门学问上的重要概念有无新的界说。伟大的哲学家就是界说大家。伟大的工厂，一切物品，皆本厂自造。伟大的思想系统，其中所用的主要名词，皆自己创造的，自己下过界说的。一个人能否理智的把握实在，对于自然人生的实物的本质有无真认识，就看他能否形成足以表示事物的本性的界说。平时我们所谓思想肤浅，说话不得要领，也就是指思想不能把握本质，说话不能表示本质而言。单是下界说，也就是难事。但这也许出于经验的观察，理论的分析，直觉的颖悟，只是武断的命题。要使其界说可以在学理上成立起来，颠扑不破，还要从各方面将此界说，发挥成为系统。无论千言万语，都无非是发挥此界说的义蕴。总之，要能把握事物的本性，对于事物有了明晰的概念，才能下界说。并且要能依据界说以思想，才能构成有条理有系统的知识。

    (未完待续)

    (本文摘录自贺麟先生的文章《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

"安徒生心态"

谁谁谁

    买了《安徒生自传》，想研究一下人家是怎么到老了都能保持一颗童真的心灵的。没想到在前一百页，读到的却是一个农村孩子的成功捷径。

    一、坚决远离自己不喜欢的生活。这个穷鞋匠的儿子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应该跟工厂里那些喜欢讲下流话的人属于一类，尽管他和他们一样穷。他的作法是逃离工厂、靠母亲养活。当然，他很幸运，他获得了母亲的支持。

    二、他从不重视别人的讥讽和嘲笑。从小到大，安徒生一直是别人的笑料。他朗读诗歌的时候被他的邻居笑话，大概是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他写作诗歌的时候被他的同学笑话，大概是笑他自不量力吧；他把当地的一篇传统神话改编成《海的女儿》时，又被同行和媒体笑话，大概是认定了他成不了名吧。很显然，安徒生注意到了这些不太善良的反馈。尽管他也痛苦过，但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三、主动接近名利巅峰的大人物。如果前面两条是成功的必要因素的话，我觉得这一条简直就是安徒生的杀手锏，不是一般人想得到、做得出的。当他在报纸上得到某位大人物的行踪时，他会冲过去，把自己介绍给他们，并准确地表达这样的意思：我现在的情况很窘迫，我很希望得到您的援助。用这种方法，他敲开过当时丹麦歌剧皇后的门，敲开过哥本哈根皇家剧院主任以及皇家歌剧院院长的门。就这样如法炮制，在被拒绝过N次之后，他为自己谋得了一个在皇家歌剧院伴唱的差事。并在不久后获得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全额高等教育资助。

    本来注定要进工厂做学徒的穷孩子，就这样一步步向上等人迈进。

    我和一个朋友探讨过他的杀手锏。我们都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最难克服的是自己的尊严，还有想像力。第一，生活常识所带来的无形束缚，致使我们根本想像不到可以这样做。你想过拜访J.K罗琳（J.K.Rowling）的住处，跟她说："我想出一本书，请资助我一百万"吗？第二，即使意识到可以这样做，有一种叫做尊严或者脸面的东西会在耳边大喊：这样会不会太丢人现眼？

    是的，对我和我的朋友来说，这种丢人的耻辱感所带来的痛苦似乎比成功的荣耀感所带来的欢乐更大。所以我们至今仍在研究安徒生当时的心理状态，而安徒生早已走进了历史的圣殿，就连无意中资助过安徒生的那些人也已经出过回忆录了。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古埃及人的异族想象

主讲人：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寿福副教授

    一、古埃及人身处地理环境产生的异族想象
    古埃及人生活在尼罗河流域，北面为地中海，南面与西面都有沙漠，东临红海，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古埃及人称自己的土地为黑土地，而把埃及以外的地区通称为沙漠、山地。因古埃及人居住在尼罗河的东岸，所以相信日落的西岸是来世。古埃及人在浮雕和壁画中往往把外族的体貌特征描绘得夸张、变形、大小比例失调。古埃及人接触的外族主要为西亚人、利比亚人、努比亚人。
    以下是古埃及人对西亚人的一段描写：
    The miserable Asiatic, He is wretched because of the place he is in. Short of water，bare of wood. Its paths are many and painful because of mountain.

    二、古埃及人的政治制度和异族想象
    国王是埃及人强权的表现。在古埃及的壁画和浮雕中常常描绘国王手持权杖击碎外族头盖骨的画面。在法老登基的仪式中，有扔碎标有外族头像陶器的行为。古埃及人通称外族人为九张弓。
    为了使法老的王权进一步合法化，古埃及统治者把外族描绘成混乱、落后的景象。在对外的战争中法老把外族俘虏作为贡品献给阿蒙神。、
    以下是一段新王国时期法老对自己功业的描绘：
    None hungered in my years.None thirsted in them.One sat because I acted and spoke. I had assigned everything to its place.I subdued lions, I captured crocodiles.I repressed those of Wawot. I captured the Madjai. I made the Asiatic do the walk.
    但是此时古埃及人与外族的交流并没有停止，经济、文化上的交流络绎不绝。一部分的努比亚人已经融入了埃及。

    下面两则古埃及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随着与外族交流的深入。古埃及人开阔了视野，逐步改变了对外族的看法。
    A．中王国时期：某皇室管家因为宫廷发生了政变，而被迫出逃，来到西亚，当地国王给以礼遇，在当地过着富足的生活。但在若干年后，新法老掌权，管家却因为新法老许诺可以建造华丽的墓室而回国。
    B．新王国时期：某王子因不满宫廷的优越生活。独自来到西亚。在当地国王的招亲中成为了驸马，在表明自己的身份之后，与公主厮守终生。由此看出随着古埃及的衰落，埃及人对外族的认同感不断加强。以下是一段新王国时期古埃及宫廷对外族的描绘：
    You set every one in his place. You supply their needs. Every has his food. His life time is counted. Their tongues differ in speech. Their character are distinct. For you distinguished the people.
    最终在公元前332年古埃及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灭亡。

    （记录、整理：王布米）

内外与夷夏

- 古代思想中的"中国"观念及其演变

主讲人：曾亦（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时  间：4月13日
地  点：复旦大学第三教学楼3108室
记  录：王布米

    在英语中称中国为CHINA，其直接的音译其实就是支那。支那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在古印度的典籍里就称中国为支那。而日本则在20世纪才开始以支那蔑称中国。当时中国自称为中华，而"中华"是自古以来对夷狄的称呼，明治维新之后日益强大的日本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其实支那本身并没有贬义，它只是边缘的意思。

    康有为说自古我国都是自称朝号，不称国号。我国近代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的历史中就称为日清战争。一直到1911年，才因中华民国简称为中国而正式以中国作为国号。实际上，许多民族和国家都自称中国。正像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所说："中国之意相对四裔而言。"古代印度和日本都曾称国内的比较强大的城邦和诸侯为中国。出于民族的自我中心意识和错觉，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也自称为中国，欧洲人则认为地中海为世界的中心。

    "中国"的内涵在中国的不同历史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国"在中国古代指城，国的繁体字为"國"，指的就是用墙围成的地域。周代把周天子所在的地域称为国，周天子居住的城池即为京城、京师也就是中国。西周末年少数民族犬戎入侵，占领了都城镐京。周平王把首都东迁，周的王权下降。许多强大的诸侯国开始自称为中国，甚至称晋、楚为京师。到了春秋末年，诸侯国在与周围外族打交道时几乎都自称为中国。春秋时学者创立了三科九旨的夷夏理论。所谓的华夏，夏指夏朝，华指华山。夷是一种内外的理论，内其国，外诸夏，内外有别。这时中国从一个地域概念变为一个种族概念。在《春秋》中狭义的中国仅仅就是指鲁国，因其作者左丘明是鲁国人，所以他希望鲁国以一个"中国"的强国姿态出现。而在广义上，中国又可以泛指诸夏，就是任何一个中原的诸侯国。这时"中国"出于统治者尊王攘夷的需要已经完全变成一种种族的概念。《春秋》中要求鲁国要尽量做好其他诸侯的表率，做到详内略外，以周礼来自律，此时"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文化上的概念。

    到了宋朝，当时的学者集中发挥了《春秋》尊王攘夷的精神，要求地方上对中央绝对服从，拥戴君主。春秋中原提出攘夷的思想时，还是自信的表现。而在两宋时期，因常年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更强调中国和其他民族的种族差异。其实当时北方在金国海陵王、金熙宗统治期间汉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在清代，由关外的小夷入主中国，但是清的学者并不重视满汉民族之间的差异，认同在文化上的一致。当时夷狄的概念主要指没有建省的地区，如西藏、新疆等有土司制度的地区。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夷狄又被用来指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此时中国真正成了如今地域上的中国。晚清的学者康有为则主张西方的夏改变了中国的夷，以夷夏的观点承认了中国的落后。于是，千年的民族优越感开始逐渐消失。

    链接：曾亦：男，1969年6月生，湖南新化人。199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4年至2000年为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199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200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

略说百年政论文学及其流变

- 兼论新文学二百年

沈永宝

    1、通常认为新文学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而我以为新文学发展至今已历经了二百年。它发端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政论文学变革运动，一百年之后在其变革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一面深入发展，一面推而广之，形成整个文学领域深刻而全面的革命，即文学革命，至今即将一百年。

    2、在文学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每一代的文学往往由文学家族中的一员独领风骚。先秦散文、汉赋、魏晋文章、南北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适例。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往往是以文学家族中的一员变革为起点，随之逐渐影响到其它成员，最后导致整个文学家族的演变。据此，我认为，新文学是以议论散文即政论文的变革为起点的。

    3、政论文作为一种文体，自先秦时代开始即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始终在传统文章学的范畴内演进，时兴时衰。到了晚清，世变激急、王纲解纽、处士模议、排议杂兴，社会对直接明快、透辟淋漓的说理论事文章的需求日益增长，传统文章学的资源不敷应用，有识之士起而多方寻求变革，由此带来一个从龚自珍开始迄于章士钊的前后大约一百年的政论文学大变革的时代。

    4、在此时代，政论家谈经济、谈民生、谈政治、谈国防、谈教育、谈文化、谈思潮，无所不谈，可谓之政论文学称雄的时代。凡文坛可记可颂之事大多与政论文学有关。名家多为政论家，名文多为政论文，名论多为政论文学论，名刊多为政论报刊。

    5、晚清政论文学家数以千计，政论集汗牛充栋，政论文选不可胜数，《皇朝经世文》新编层出不穷，续编多至四编、五编，而且版本几十种。每种选本所选政论家过三百家的并不少见，其代表人物为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吴稚晖、严复、章太炎、黄远生、章士钊等。龚、魏、冯、王、郑、康、严及两章以复古为解放，或追踪先秦，或崇尚汉魏，试图从古代政论武库中选取相宜的资源加以改造，以求适应时代的需要；梁启超、吴稚晖、黄远生则放眼世界，吸收异域政论之长，创造了俗语体（白话体）政论文。

    6、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等在《万国公报》（1868-1907）上的政论，日本德富苏峰主编的《国民新闻》上的政论为梁启超时政论文（"报章文体"）提供了政论文创体的借鉴。

    7、这一以政论文体为突破口、多方吸纳异域文学资源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内部变革过程，在极大程度上动摇了"旧文学"的根基。桐城古文、选学骈文因拙于说理，短于议论，在政论文学变革运动的冲击下地位动摇。曾国藩洞悉其中奥妙，在桐城文统内图谋变革自救，"湘乡派"应运而生；阮元、李慈铭、刘师培试图重振选学派的旗鼓，但均因不能脱胎换骨，最终遭到被时代淘汰的命运。晚清政论家无有不受桐城、选学派影响者，区别仅在于有的人抱残守缺，有的人则积极因应时变，变革自新。

    8、政论文学先立足于政界，渗透到官方文书；继之侵入新闻界，政论家为舆论界骄子；更进一步进入教育界，政论（策论）成为科考文体，并且终结了八股文的历史使命。

    9、晚清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戏曲界革命均为政论文学变革的延伸。其特征是加进政论说理的因子，换言之，以政论说理的标准改造小说、诗歌、戏曲。于是在诗界造成了一种"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诗风，而所谓"新名词"即为政治术语；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新小说"，旨在"发表政见，商榷国计"，作者自认为"政谈"，实即俗语政论；戏曲界革命的结果，剧中增加说白，插入大段演说，并出现了专门发议论的"言论正生"、"言论正旦"、"言论小生"等等，因而有"梨园革命军"之说。

    10、在理论上，政论家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并引发了雅俗之争，确立了"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作文目标，实现了变文言文为俗语文文体的转变。

    11、在政论文学称雄的一百年间，政治界虽然变迁很大，主流思想却仍是统一色彩。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四五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人们意识到工商技艺，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是一个整体，复沓连贯，不变则已，变则变甲必变乙，变乙必变丙。单纯进行工商工艺、政治体制变革，而无思想文化变革仍无进步可言。于是政制变革思潮淡出，新文化运动崛起，而在文学领域，文坛由政论变革推而广之，覆盖整个文学，文学革命运动应运而生。新文学的第二个百年由此启幕。其代表人物为黄远生、陈独秀、胡适，代表性刊物为《新青年》。

    12、在这样一个物换时移的时代，文坛风气大变。往日政论家为救世主，今日文学家起而代之。诚如王国维所说"生一大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于是与此相应，文体改革转向一个新时代，昔日为政论变革，今日则为文学革命。政论家改头换面，变为文学革命家，黄远生、陈独秀、胡适、吴稚晖不胜枚举。此前政论刊物铺天盖地，文学刊物百不足一。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政论刊物寥寥无几，而从政论刊物《甲寅杂志》分化出来的政论杂志《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成为文学革命的司令部。原先文学仅为政论刊物中一个栏目，而现在政论只占一个栏目；原先报刊上连篇累牍的论说退到不显眼的角落。百年政论文学时代结束，文学革命的时代到来。

    13、政论家作为新文学的清道夫，在政论层面上清理了旧文坛。桐城、选学文派拙于说理，短于议论，被政论家挤到三代以上。文学革命家继往开来，指出桐城、选学不但拙于说理，而且抒情、叙事也是力不从心，惟有被淘汰的命运。因此文学革命家则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评语相加。

    14、部分政论家作为新文学的先行者，不但突破了旧文学的阵线，而且走向了现代，从而为文学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一，政论家实现了文章由"代圣贤立言"而面向现实、回答国计民生问题的转变；文学革命家循此演生出"为人生"的艺术主张，把文学当作灌输正当学术文艺，改良思想的载体。
    其二，文学革命家将政论家的俗语政论文扩展到白话文学，既然白话可以用来写政论，也应该用来写小说、诗歌、散文和戏曲。与此同时，理论上的雅俗之争进而演变成为文白之争。由于梁启超是俗语政论文学的集大成者，因此被文学革命家尊为祖师。

    15、政论家开始了以洋为法的尝试，李提摩太、林乐知、德富苏峰的政论文体成为政论家师法的对象。同时，政论家也热衷于翻译介绍政论色彩浓厚或富于议论的文学作品。文学革命家则扩大领域，大力倡导翻译介绍富于启蒙意义的异域文学，从而迎来了一个以译介推动新文学创作的时代。

    16、清末出现了许多政团，虽然主张各异，或维新，或革命，都以报刊为喉舌。据统计清末民初出版政论报刊近一百余种。文学革命家继承政论家衣钵，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此消彼长，并且争相出版文学报章杂志，五四文学革命头十年，文学报刊总量就达四五百种。

    17、文学革命运动发生之后不久，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创作日趋繁荣，全部采用白话，并以西洋文学为楷模。

    18、政论家经过一百年的惨淡经营，建立起一套政论文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政论文学作为大散文的一种文体，其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与文学相通，成为文学革命运动的源头活水。然而政论文学毕竟有别于纯文学，其中一部分理论与文学本义相抵触。这对第二个百年的新文学运动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第二个百年有为现实服务乃至为政治服务的主张，这与政论文学主张"经世致用"，无视文学独立性，视文学为无用之物思想不无关系；第二个百年从白话而口头语而大众语，这与政论家我手写我主张血脉相连；第二个百年推崇民间形式、民族形式，这与政论文学家"内容宜新，形式宜旧"观点一脉相承的。

    19、在创作实践方面，政论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如前所述，晚清文坛所谓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剧界革命，其实都是文界革命的延伸，而所谓"革命"仅以掺入政治术语、大发议论为能事。显然，第二个百年，特别是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五六七十年代为现实服务乃至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无论小说，诗歌，戏曲，大有政论文学的遗风，充溢着浓厚的政论味。此外，新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二三十年代的散文，认为是成熟最早、收获最丰的文类。然而，其中议论散文，特别是杂文无疑是百年政论的文学支脉。

    链接：沈永宝，男，1945年生，汉族，教授，中共党员。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期刊副刊史》等课程。获得复旦大学教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各1项，有专著和合作撰写著作7种。
    1993年起任复旦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主管教学组织工作，包括教学思想研究，教学计划修订，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估，学风和考风规范，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语言文字规范化等。曾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上海市普通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
    2000年8月调任复旦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和日常运行工作，沈院长从事行政工作的同时，仍旧醉心于中国文学史、中国报刊史的研究，潜心学问，不忘著述。今年4、5月之交，他应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之邀，参加"中国文学现代性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本文就是他的发言提纲。今年秋天，他还将赴台湾参加"晚清报刊史"学术研讨会，届时本刊也将刊发他的发言提纲。

师法造化，我有我法

    张大千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画大师。生于1901年，四川内江人，出身望族，自幼受到擅长绘画的母亲的熏陶指引，学习诗文，勤练绘画与书法。

    二十多岁，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一度迷于佛学，曾去宁波天童寺"皈依佛门"，据说，他怕在头上烫九个香记，只好拜别了师傅，回到现实世界来。1932年举家移居苏州网狮园，潜心作画。1940年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对敦煌洞窟，逐个整理编号，进行临摹，丰富了绘画技法。1948年迁居香港，后又旅居印度、法国、巴西等国。1978年定居台湾，1984年4月病逝台湾。享年84岁。他生前在台湾的居所"摩耶精舍"被改建为"张大千纪念馆"。

    张大千是天才型画家，其创作达"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于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工笔、无所不能，无一不精。诗文真率豪放，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独具风采。

    张大千的画风，先后曾经数度改变，晚年时历经探索，在57岁时自创泼彩画法，是在继承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法的基础上，揉入西欧绘画的色光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山水画笔墨技法。可贵之处，是技法的变化始终能保持中国画的传统特色，创造出一种半抽象墨彩交辉的意境。30岁以前的画风可谓"清新俊逸"，50岁进于"瑰丽雄奇"，60岁以后达"苍深渊穆"之境，80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其独创泼墨山水，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增强了意境的感染力和画幅的整体效果。

张大千《拜石图》张大千《九夏风荷图》张大千《仕女》（1946年作）

张大千《白荷》

没有良心的股票市场没希望

- 郎咸平复旦大学演讲

（接《学海》第一期第二版）

    没有良心的股票市场永远是没希望的。那时候欧洲的内幕交易，坐庄，用银行钱炒股比比皆是，这种垃圾东西在欧洲已经衰弱了，却被中国引进了。在欧洲这么一个危机时刻，亚当·斯密出来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国富论》，他说"政府要建立一个法律体系，以市场化为主导"等等。你们是看不懂《国富论》的，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有听了我今天的演讲，你们才看得懂。因为你们都是精英***的代表，我们都是精英***的可怜虫。我在美国时，90年我的论文排在当年美国引用率第一，我很得意阿，觉得自己是一个精英了。有一次曼哈顿南区法院邀请我去当陪审团，我很高兴啊，因为我是精英。去了以后，才看到其他11个陪审团成员，原来是11只猪，6只黑猪，5只波多黎各猪(郎的原话)。我觉得自己很丢脸啊，怎么和这些猪坐在一起。后来法官过来询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精英。(全场大笑)"那你出去。"法官说，"郎先生，像你这种人，讲个股份制就会激动地要死，说难听点，你就是偏执狂，神经病一个。而其他的人，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的价值观是社会哺育的，他们有着"普遍价值观(Common View)"。他们只凭直觉来判断，是社会意见的缩影。"在普通法系国家，英美的股票市场好，而在大陆法国家，法德中等国家，股市就差。银广夏的案子，在大陆法中就没有先例，不能判。而在普通法系国家，觉得你有罪你就是有罪(只要违反公共意见，就判你有罪，公序良俗)。

    欧洲的三次金融危机，能够化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普通法。普通法系的监管才能真正创造财富。我一直很纳闷怎么英国的股市没有监管，却有如此好的表现。我又去查资料了，原来在1533年，250个伦敦商人，买了3艘船，雇了200个海员，向北去找中国。但是这需要很大的Trust阿。我喜欢把Trust翻译成"信托责任"。他们在挪威遇到风暴，船沉了两艘，后来就到了北极，200个海员滑雪橇2000公里，遇到了欧洲传说中的恐怖大王埃文。他们用钢笔，墨水换恐怖大王的貂皮等，回来了以后，这个有"信托责任"的船长，下次出海时就拿到最高的奖金。(最高的市盈率)。从此，在英国人的血液中，信托责任就从此留下了。

    中国没有信托责任，国企老总没有信托责任，今天的产权改革，可以打两个比方。第一个是家很脏，请了个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以后，保姆就变成家的主人了。还有一个例子，家很脏，但家值100万，现在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保姆说，你就给我200元的你家的所有权吧，但是，家的价值却是由保姆定的，保姆说，值2000块吧，这样，十个月后，整个家也就归保姆了。你们说合理不合理？(下面齐声：不合理！)

    中国股市在这种体制下，没得救！

    还有人混充学经济的，说只有私有化，自己的东西才珍惜。那是人类最原始的兽性阿！

    我给企业家上课，问他们韦尔奇厉害还是你厉害，没有人敢说自己比韦尔奇厉害。但是韦尔奇在GE干了20年，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退休时才拿走1亿美元。但是我们现在的老总，公司才GE的十几万分之一，但是一拿就是几个亿，十几亿，还不罢手！

    有信托责任心的人，才能真正的富裕。

    (完)

    链接：郎咸平教授于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亞(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郎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長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他还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亞洲开发银行的中国银行改革治理顾问、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那些被我们忽略了的成本

牛文文

    “他们没有光纤，他们没有电线……他们却要免费使用我的线路--这简直是痴心妄想。”最近，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主席爱德华·惠特克公开抱怨GOOGLE、雅虎等互联网公司一直在"搭便车"。据报，美国最大的几家电信公司在正酝酿推行一个向互联网公司收取新的费用的计划。

    假如这个计划真的实行，那么，10多年来互联网公司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将面临最大挑战。因为整个互联网商业，就建立在"免费"的基础上。这可能是新经济娇子们最大的噩梦。--这可能吗？

    为什么不可能呢？

    不光是美国，在中国互联网诞生10年的时刻，"宽带先生"田溯宁就曾提醒过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进入互联网的第二个10年之后，网络企业可能要在收费上道德上面对电信及其它利益相关者更为严苛地挑战。田是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先行者，后来又参与了国有大电信商的运营管理，可以说"知己知彼"。他的提醒，是对极端依赖电信基础设施的中国网络公司的当头棒喝，可惜大家还沉浸在前10年双方的蜜月期当中，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行业性危机之所在。

    在商业世界，存在许多习以为常的"成本忽略"。

    比如，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珠三角的加工厂"习惯"了供应充沛的满足每月800元工资的内地农民工，"习惯"了把劳动力成本固定在一个水平线上，没想过20年后新一代农民已经不愿意接受他们父辈的命运，没想过中国的"人口红利"也有枯竭的一天；

    比如，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制造业企业不分国有民营，"习惯"了全世界最廉价的资金供应，银行贷款可以不断借新债还旧债，上市融资可以长期不分红，好像在中国根本就不用担心被"清盘"；

    比如，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企业和地方政府"习惯"了从农民手中无偿/低价取得土地，好像这样低廉温顺的土地供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比如，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跨国公司"习惯"了在中国享受大幅度的税收优惠，一旦中国政府考虑统一内外资税收水平，反弹非常强烈；

    比如，环境成本，能源成本……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这个常识大家都还是有的。问题是，一旦一种环境模式长期稳定，就往往会形成群体性错觉，进而形成"习惯"性依赖。假如有一天真要变化了，"习惯"了旧环境的人就很容易变成"既得利益者"，抵制变革。对企业家来说，清醒把握大势是最重要的素质。能不能预见到商业环境的"拐点"的到来？"拐点"真的到来时能不能主动及时顺应环境变化？

    我们判断，下一个20年是中国商业环境和全球商业环境"拉平"的20年，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不会允许中国企业再像过去20年那样，在一系列的"成本忽略"中高歌猛进。"拐点"就在眼前，"习惯"需要改变。不妨从现在开始，请认真检索一下在过去20年"被忽略的成本"，重新测试一下支付这些成本之后企业真实的竞争力。

    选自：《观察家》 264期

中国独特的黄金周经济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邬东言

中国独特的黄金周旅游经济已成为中国GDP的亮色。2005年的五一黄金周，光北京一地7天内接待游客就达41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5．1亿元（RMB），比前年各增长14％和40％。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从1999年第一个黄金周开始，7年来的14个黄金周（包含十一中国国庆节黄周）的旅游总收入为4292亿元，中国人出游人数共10.7亿人次。如果按照这个增长速度，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而旅游收入在中国GDP中的比例也将从2002年的 5.44%上升到2010年的8%。中国黄金周旅游经济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注：节选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各阶层的五一节》

社会学的视野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

    19世纪，孔德（法）提出了"社会学"这一概念，源于传统社会聚变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呼唤一种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初，著名翻译家严复将一本社会学著作译为《群学》，意为社会学是研究群体行为，以及个体在群体中行为的规律和特征。他的翻译大体抓住了社会学的关键。现在，大家都叫这门学科社会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同属社会科学。按照严复的说法，我们会发现经济学和政治学也是研究群体行为的，那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先来看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区别。经济学看任何事情都有成本观点，决定个体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动机是是否合算，通常被称之为人皆有之的经济理性。社会学家认为经济理性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不以直接的经济价值来衡量的社会理性同样对人的行为决定起重要作用。

    以城市动迁为例，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个体都是经济理性的，故而将住房面积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社会学家承认住房面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社会交往。多年里弄生活形成的广泛、深厚的社会人际网络曾带来过很多欢乐与方便。搬迁至一个新的地方，面积增加了，人际网络可能也就消失了。经济学家认为老房子的价值比不上新造的房子，所以推倒旧房的行为是有价值的。社会学家认为，在推倒旧房子的同时，很可能推到了这个城市不可再生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这是得不偿失的。

    再来看社会学与法学有什么不同。

    我们以城市里的外来打工者为例。毋庸置疑，他们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然而这并没有提高他们在大多数城市人心目中的位置。有关调查曾显示，当你的自行车被偷时，最先想到的小偷是谁呢？民工--也就是外来打工者。法学怎样解决？谁偷窃谁负责。因为法律追究当事人对事件的责任。社会学的观点不止于此，还考虑社会因素的脉络。外来打工者在农村大多是安分守己的，为什么到了大城市就行为不轨甚至犯罪了呢？在农村时，他们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遇到困难时会得到帮助，或有不当不轨念头时会及时受到约束。当他们来到城市，这种关系网络就消失了，住在城乡结合部，干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并且经常冷遇歧视。逐渐成为边缘化的人群，容易滋生对社会的敌对情绪。这种不良情绪容易发展出越轨行为却很难得到及时的疏导和约制，因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圈中全是与他们处境相同的打工者，只会互相强化因不公待遇而生的负面情绪，却无法利用原先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支持资源。城市的管理者对外来打工者，应该帮助他们融入这个社会，进入一个既能给予支持又能施加道德影响和约束的新社会网络，这或许比在他们不轨后只是施加惩罚更有效。

    （未完待续）

好书推荐：《经济学演义》

作者：张世贤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名家点评：

张承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 ：
    张世贤博士的《经济学演义》既可以说是一部科普著作，但是我看更像一部文学作品。　　《经济学演义》初中学生就能够很轻松地理解，把复杂的道理简单化也是一种功夫。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教授、博导) ：
    大部分人读专业书总是"痛苦的感受"，为了应付考试必须读。而读闲书都是有兴趣自动自发的悦读。张世贤的《经济学演义》是一本虽然专业但是又可以让你悦读的"闲书"。

    李义平(首位北大经济学博士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
    何谓"演义"？"演义"者讲故事也。一本演义性的读物很难讲什么系统性，然而老百姓也不需要系统性，老百姓只要懂得基本的原理，基本的道理。《经济学演义》正是这样做的。她通过一个一个的生动故事，向我们介绍了一百多个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例如理发预期、比较优势、机会成本、寡头竞争、差异化战略等。直接看着这些概念你会感到抽象、晦涩。然而读完《经济学演义》这种抽象将荡然无存。

旅游开发≠兜售民族文化

周芙蓉

    "十一"长假,人们总会选择有民族风情的地方去玩,比如云南、贵州等地方。在一些民族景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只要舍得花钱就能够买到一场民族歌舞表演、可以买一套传承百年的民族服饰……甚至有些神圣的祭祖仪式也演变成明码标价的表演。

    游客的大量涌入以及商业活动的频繁，民族文化所赖以存续的生态环境正日益遭受破坏，最终将使深厚的历史文化萎缩、消失。而各地政府及职能部门的"破坏性开发"更是破坏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根源。

    比如，一讲旅游开发，随意跟风模仿，把不属于本民族的东西硬搬过来，甚至把它"西化"、"洋化"，是许多景区景点的开发的旅游产品，结果成了"四不像"，毫无"本色"，不仅吸引不了游客，反而丢掉了自己的文化。

    任何旅游行为对自然和文化的破坏都不可避免，特别是以人文生态资源作为核心内容的乡村文化旅游更是如此，这是一个共识。然而，如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与地方原生文化保育的矛盾？

    专家认为，我国民族生态博物馆群在贵州建设的实践和"六枝原则"的提出，是解决遗产保护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被有关国际旅游专家认为是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一个积极成果和经验结晶，"适用于所有生态博物馆"。它有9个方面的含意：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予以加强；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

    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李相兴认为，民族文化具有消减性、传承性、变异性等特征。保护文化要通过两条最基本途径来实现，一是对于那些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即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可能消减的文化，实行静态保护方式。二是对于那些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则进行动态保护，即对其加以整合，并在专家、政府等部门的引导下，科学合理对其进行旅游开发。两条途径同时并举，才能实现既保护了原生态文化，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选自：中国财经报 2005-10-13

什么能让英雄气短

刘东华

    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连续剧《大染坊》时，我并未留意。只是听了神州数码郭为的极言称道和华谊兄弟王中军的有力佐证后，我才急忙买了一套DVD拿回家看。

    我相信他们挑剔的眼光。

    周末夜以继日地看完，主人公陈寿亭留给我种种震撼。清末民初，陈寿亭从一个父母双亡的讨饭孤儿成长为一个名噪一时的印染大亨，其间的种种际遇，尤其是商场争斗与人性善恶的交互纠缠，在郭为看来足可供今天的经营者们作教科书看。而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剧中明里暗里几乎无处不在的两个关系：一是陈寿亭所掌管的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二是经商办企业与国势强弱的关系。

    就第一个关系而言，不管一开始双方斗争得多么激烈，甚至多么不择手段，几个回合下来，胜利者陈寿亭几乎总是能和对方成为朋友，除了商战的智慧外，更以做人的品格和境界折服对方。如此攻城掠地，赢得的不仅是市场份额，更有人心和盟友，如不遭遇天灾人祸，岂不像下山雪球越滚越快、越滚越大？

    第二个关系难免令人扼腕痛惜了。就连对陈寿亭又敬又怕、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支撑的日本商人藤井都告诫陈寿亭：国家太弱而个人太强，这样的人是要吃亏的。而慨叹"人强不如国强"，同时又知道"国强还靠人强"的陈寿亭，也不止一次拔剑四顾，恨自己生不逢时，如果生在太平盛世，"我能把我们的染厂办得像整个青岛那么大！"

    了解陈寿亭的人没有谁不相信这句话，可就因为他生在一个民不聊生、国力孱弱的乱世，日本人的铁蹄踏碎了这个民族工业家的梦想，他不仅没能把企业办得像整个青岛那么大，最后还英雄气短，悲壮地将自己被赶到济南后办起的企业也付之一炬……

    回看近百年前的中国商业故事也许有些遥远，但细品一下《大染坊》的个中滋味，就知道多少还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企业家们不仅遇到了陈寿亭梦寐以求的太平盛世，而且欣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有多少企业能够把陈寿亭们一度被中断了的商业逻辑承接过来，并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发扬光大呢？英雄既然不再气短，那就是逐鹿全球商界，尽显中国企业家本色的时候了！

    选自《中国企业家》 224期卷首语有删节

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薛兆丰

    国内有媒体要举办关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讨论，我接到邀请后婉拒了。我想，这个话题容易令人激动，而我所学的，却是关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什么是句空话；观点差距太大，还是选在较冷静的地盘解释较好。

    英国哲学家边沁（J.Bentham，1748-1832）认为，"幸福（happiness）"或"功利（utility）"是可以衡量的。他进而推断，改进社会的原则应该是谋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此后，边沁的功利原则就广泛传播，不仅成为政治家挂在嘴边的口号，还成为老百姓默认的道德标准。

    那么，"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究竟是指什么？我们不妨先大胆地假定边沁是对的，即幸福可以衡量、累加和比较，然后举几个特例来分析。

    假设社会共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是{甲，乙，丙}，其幸福程度分别是{2,3,4}。第一种情况，假设三个人的幸福将要变成{1,2,8},其中甲和乙的幸福减少了，但丙的幸福却大幅提高，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值增加。这与"独裁者掠夺天下"的社会变革类似。"幸福人数"减少，但"幸福总量"增加，这符合边沁原则吗？答案是不确定。

    第二种情况，假设社会从{2,3,4}变为{3,4,1}，即甲和乙的幸福都得到提高，而丙的幸福却大幅下降，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值也下降了。这与"劫富济贫"的社会变革类似。"幸福总量"减少，但"幸福人数"增加，这符合边沁原则吗？答案也是不确定。

    第三种情况，假设社会从{2,3,4}变为{4,6,_}，即甲和乙都得到了显著改善，以致全社会的幸福总值增加，但丙被赶出了社会。这与"清理三无人员"的做法类似。"幸福总量"和"幸福人数"都同时增加了，但一部分人被完全忽略不计，这符合边沁原则吗？不确定。

    有人说：你提的例子都太极端，边沁指的是从{2,3,4}变为{4,6,8}，即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有所增加的情况，这才符合边沁所说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是的，这似乎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即使是这样，也还会有人不满。为什么？因为不公平！在这种貌似皆大欢喜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丙增加了4，而甲和乙却只增加了2和3。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人们的幸福不仅建立在自己是否幸福上，还往往建立在与别人的攀比上 [2]。换言之，即使每个人的处境都得到了改善，也还是未必满足边沁原则。

    与此相关，我们常常听到一种似乎睿智的说法，叫"只要机会平等、不要结局平等"。听起来不错。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才算"结局"、什么才算"机会"？

    以教育为例。富人的孩子从小就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到了大学招生，若按成绩录取，就忽视了孩子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机会的不等；反过来，大学若优待贫困学生，便违背了以成绩为标准的机会平等。进一步说，若不能让每个人都拿到大学文凭，那么在职场上的"机会平等"又从何谈起？

    毕竟，昨天的"结果"影响今天的"机会"，今天的"机会"又影响明天的"结果"，这样环环相扣，谁能分辨"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同样，"幸福程度"和"幸福人数"是不同的目标，而不同目标不能同时追求最大化，因此"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注定是句空洞口号。若以空洞口号作为社会改革的准绳，就是哈耶克（F. A. Hayek）所说的"致命的自负"了。

    注释：
    [1] "the greatest amount of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ople", from Bentham, Jerem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Holmes Beach, Fla.: Gaunt, 2001.
    [2] 路德维希·米塞斯，1994，《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大千《拜石图》	张大千《九夏风荷图》	张大千《仕女》（1946年作）

张大千《白荷》